我爹总说，他这辈子最怕两件事：天不下雨，粮站验粮。 头一件还能求龙王，第二件，全看粮站质检员嚼那一下牙。

那是1988年夏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我爹拉着板车，我跟在后面推。 车上装着全家最好的稻谷，娘用木锨扬了三遍，连一颗瘪谷都挑干净。 粮站门口队伍排出二里地，各种板车、独轮车挤作一团，空气里混着汗味和稻谷香。

轮到我家时，日头正毒。 戴草帽的质检员抓起把稻谷，丢几粒进嘴，“咔嚓”一咬，眉头皱成疙瘩：“水分大，拉回去再晒两天！ ”我爹急得直搓手：“同志，这都晒三天了，您再瞅瞅？ ”那人眼皮不抬：“下一个！ ”

后面队伍一阵骚动。 爹蹲在墙角，摸出烟袋锅，手抖得点不着火。 最后没法子，把车拉到粮站后院，借邻居家竹席重新晾晒。 那么毒的日头，他守了整整一下午，隔会儿就抓一把放嘴里咬，直到牙齿再没感到软劲。

这就是交公粮。 农民把打下来的粮食，选出最优质的，按要求无偿交给国家。

交公粮的历史很长，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鲁国的“初税亩”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在特定历史时期，交公粮是保障国家粮食供应、助推经济建设的重要方式。

那些年，粮站就是农民的“考场”。 验收时，粮站工作人员会当场取样，从水分、杂质、品质几方面判断。 水分高的要拉回家晾晒，杂质多的得用风车吹，品质则分为不同等级。 一切靠质检员经验，有时就是嘴里的感觉。

验收后过磅，施磅员记账单，一式两份，一份给农民核对，一份交粮站会计。 手续办完，帮着把粮送进仓库，这“大考”才算完成，农民才能松口气。

交公粮时节，粮站热闹得像赶集。 天不亮就得载着粮食赶路，排长队是常事，有时得排到第二天，农民就带着口粮守着粮车粮船过夜。 路上挤满交公粮的人，那种场景让人终身难忘。

每家都把最好的粮食交给国家，雨淋过霉变的留给自己吃。 粮食分配流程是先交公粮，再留种子和饲料，最后才是分人口粮。 遇上歉收年，交完公粮，自家口粮便所剩无几，孩子多的人家常吃不饱，只能吃红薯、高粱等杂粮。

那时还没杂交水稻，产量不高。 完成公粮任务后，如果还有余粮，国家会按最低收购价进行统购（后来叫定购、议购）。 农民用交公粮和卖余粮的钱，支付日常开销，甚至供孩子读书。

除了交粮，农民还承担着各种劳务。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，“三提五统”、挖河、清港、造林、修路等义务工很多，一做几十天，没报酬，完不成任务还可能罚款。

2005年，国家决定取消农业税。 延续2600多年的“皇粮国税”成为历史，农民不仅不用交公粮，种田还能拿到补贴。 这个消息让农民欢欣鼓舞。

当年最后一批交公粮的农民，现在也已年近四十或更大。 特别是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、曾长年交公粮的农民，如今年老体弱，不少人却只有每月一百多元的养老金，与同期在工厂工作的同龄人两三千的退休金相比，差距明显。 这常让他们感到羡慕和遗憾。

粮站早已不再是当年的景象。 但那段关于交公粮的记忆，却深深印刻在许多人的脑海里，成为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。